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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一本书,我想你们肯定有很多收获,为什么不把读后感写下来?所以你能不能把读后感写下来?华南创作网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北归读后感，多篇合集，欢迎复制下载！
《南渡北归》讲了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和学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图书，文物转移到西南地区，抗战胜利后再北上的故事，全册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书中，一个个坚韧绚烂的生命，在历史的丰碑上，刻下记忆。
全书开始于沦陷后的北平，屈辱与尊严，征服与抗争。每一个人，都是毫无杜撰有血有肉的人。这批人，他们护送中国文物和大学图书在烽火下南渡。在军阀混战，中日战争的硝烟中描绘出中国最初的考古，建筑轮廓。也在山区的艰难环境下完成生物科学实验。本该在优越实验室中完成的任务，他们在颠沛流离中仍不放弃。他们，让“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在这古老的大地上生根萌芽。
正因为有这批坚守信念的大师们，当我们再去凝视这段沉浸在深渊的历史时，才会看到屈辱不堪之外的风骨凛然，这是中国式的风骨，是对家国情怀的深刻诠释。
在逃亡路上，为了不丢弃人才培养，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在艰难的日子里讲课声常伴随敌机的轰炸，师生们却把躲防空洞的事儿风趣地写成对联“人生几何，恋爱三角。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晚上停电时，刘文典就一袭长衫，对月讲《月赋》。但却这么艰难的日子里，它为祖国培养了多少人才。
解放战争时，梁思成焦灼地在楼上转圈，一看到有飞机在北平上空飞旋，就喃喃道：“完了完了，这些古建筑要全完了。”罗哲文回忆，梁思成在二战末期经常抱着日本地图标注古建筑所在，并把地图交给美军请求他们不要轰炸这些人类共同的遗产。日本知晓后极为感激——梁思成此时却早已死去多年。
看过一张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照片——他们坐在檐上，并肩笑望镜头，林穿着合体的旗袍，脚下踩着一双平底布鞋，他们正进行维修测量工作。那时候，所有的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欣然。看照片的人关心的不会是林徽因的脸蛋长得美不美，也不会是照片拍的模糊而没有色彩。它展现的是中国大师们的坚定信念，在一个古国的土地上，用生命的时间抢记建筑的记印。
书本仍在读，它在慢慢展现更完整更浩瀚的中国，我想，这就是梁思成和《南渡北归》的意义吧。
今年暑假跟随叙事者共读了南岳老师写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它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笔。近四十年光景，中国烽火连天，风雨飘摇。最后一批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以及卷滚在大潮里的众生学者，从历史的苍茫中走来，又消失在那幽暗尽头。这样情形下，一大批知识分子、学界精英奔波向祖国西南，从长沙到昆明，从昆明到蒙自、李庄，在几近食不果腹时，仍专心学术，不忘民族复兴，用知识去触摸那“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一个月的时间，仅仅看完了第二部，感慨颇多，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从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许多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外取得学位后，大多选择回国，即使当时的中国非常落后，生活条件比现在差很多，但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国，为国家服务，他们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从民国知识分子那一代身上我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这正是我们当前最缺乏的，当前社会，拜金主义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的留学生大部分选择在国外，中国是世界上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国家。
大师们求学所为中华民族之崛起，故而不计个人得失而从容投身祖国怀抱，且在条件非常艰苦前提下，做出伟大功绩和壮举，将以八股论优劣的时代，翻开中华民族的新篇章。他们从海外归来，谱写历史，创造辉煌，这二三十年代产生我国至今都是最好的大学，甚至在抗战的艰苦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组建的西南联大仍是中国大学史上的光辉。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的几个大字，貌似决绝地渗出那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曾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当时光逝去，他们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贵的灵魂却却与年轮共生，“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读罢《南渡北归》，掩卷而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师们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光辉深邃的文化造诣，起伏多舛的命运转折，无不让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难以释怀！
《南渡北归》最后一册终于看完了，不简单地说两句。
持续一百多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别国在发展，我们在打仗，而且还是中英、中法、中日、中俄、中美，除日本外，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一个都不少。有实力的国家在全世界抢占地盘，发动战争，中国很被动，画面太沉重不敢看→_→。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双方为民族独立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了解一下主战场淞沪会战、衡阳会战的惨烈程度，就觉得每个人的付出都应该被正确评价。
战争年代牺牲的人很多，对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实感。相比之下，和平年代有牺牲就太令人难受了，毕竟每个个体是自己又不完全属于自己，有夫妻、子女、父母等各种各样的身份，那种感觉很破碎。
写出这种打打杀杀的文字，此刻感觉自己很MAN。
故事一：
主人公A，今年60岁，据说上学时经常被组织起来喊口号“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还有各种大字报，总之就是学生该干的正事都不干。A所在乡镇中学的老师大多来自北上广等大城市，超级、无敌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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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来自书中的故事，有一帮小鬼逮不着被批判者本人，就把人家祖坟给炸了，我天啊，这是什么神仙操作？还有些事件，描述本身就让人生理不适。那样一个群体作妖的时代，拿着鸡毛当令箭，人性如此之恶，细思极恐，不寒而栗。
平生第一次觉得知识多了是一种烦恼，不如神经大条，头脑简单，更容易开心快乐。
故事二：
主人公B，湾湾人，56岁。一次，有位姑娘见洗手间需要排队，随口对朋友说了一句“没坑儿了”。我们看来，这句话听起来是有点别扭，也还好，可在这位湾湾人听来，绝对不是还好，而是有很大的问题。
她觉得年轻女孩子应该是Young Lady，言行非常重要，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所以义愤填膺地和我理论了半个钟头。第一次和湾湾人聊女孩子该怎么说话的问题，感觉好奇妙。
回到事件本身，可能是双方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吧，说的人认为很正常，听的人觉得太随意，都没有错，真正遇到了，就理解万岁吧。
不过，我确实希望将来的女儿是一个Young Lady（这个不存在的女儿被多次提起，我是多么想生闺女啊～(￣▽￣～)~
人物群像：
书中的大师不愧是大师，确实异于常人。
读完他们的故事，就感觉太苦了。如果是和平环境下，呕心沥血的著作也不至于因为战争而不知所踪、或毁坏殆尽。也能够更加长寿，还能培养出特别多优秀的人才，大师的精神也会传承下去，会涌现更多的大师。
所以说战争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人力、物力等有形的损失，还有特别多隐形的东西。大师是真正的国家财富，再无大师好可惜，社会整体氛围倒退岂止是十年二十年。
关于民国，我最先了解的资料应该是年幼时的电视剧，对民国的印象也很刻板：衣香鬓影与纸醉金迷；军阀与戏子。短见。
后来再看民国，印象最深的是文人。与我的理解，民国是一个宗师辈出的时代，“宗师”而非“人才”。似乎民国的文人总有一些特殊气质。我想最典型的是西南联大。
那是一个多么辉煌而理想的学校啊。纵使外界炮火连天，校内的师生们仍然全身心的奉献于知识。看过汪曾祺的散文集《跑警报》里面的内容生动有趣中又让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他们可以在炮火中，淡定的学习，而如今的我们却连上课安静有时都很难做到。
我想起电影《无问西东》中的一幕，学生与老师一起在漏水的教室中静坐听雨，多么美好的一幕。那是旧时代的留影。
我对陈寅恪在王国维悼文中的一句话印象深刻“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想这也是民国文人的立身要诀。不可否认，民国文人中也有类似于胡兰成者，在中日问题上，由于自己的思想问题，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但更多的是类似于章太炎、朱自清等人的清高。
这些文人，日子过的很不好，他们在名缰利锁中闪躲，在枪炮战火中挺身。可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却不会感到他们的艰难。他们精神的高大让他们那战火中晦暗不明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闪烁。
我对于文人们的了解是很浅薄的，大多是在一些记录文学中了解。但实际上只有通读他们的作品再结合他们的人生经历才能真正了解他们。林语堂先生前期作品大多是半文半白，我很难通读，更别说陈寅恪、辜鸿铭等人。我较喜欢的文章还是朱自清、梁实秋、鲁迅等人的散文和小说。
我比较喜欢吃，对民国文人的关于吃的文章也看了很多。大家都说汪曾祺先生关于食物文化写的好，我却更喜欢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梁实秋先生从小生活在老北京，家里比较富裕的他对于北京几个阶层的食物都很有一番见解。果然，文学艺术来自于生活。
我是比较羡慕那个年代的文化氛围的，但我又想，若我真的存在于那个时代，却未必有那样的精神在战火中学下去。或许，民国文人们的伟大正在这里。他们身处黑暗，却创造出光明。
《南渡北归》一共有三部，分别是《南渡》《北归》《离别》
第一部《南渡》是故事的起源。在烽火连天，战火纷飞的那个时代，众多知识分子纷纷离家，他们带着厚重的书籍躲避纷飞的子弹，在家人奄奄一息之时拒绝敌人的糖衣炮弹。他们都是剑桥，哈佛毕业的高材生，但他们没有为了自身，辗转自身他乡，而是回到自己饱受摧残的祖国，与祖国共存亡。日本人说：要想彻底征服中国，光是占领他们的领土、城市、财产是不够的，必须在精神上征服。所以，日本人所征服中国的第一件事就是炸毁南开大学，随着日军攻击，南开已成为一片废墟，清华成为军营，学校被日本人所占领，但这双重打击，并没有让中国人民气馁，他们鼓起士气，走过三千五百里，从北平长沙到昆明，再从昆明到四川，一步一步，一天一天，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中国这片宽阔的土地。西南联大，史上最辉煌的学校，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组成了校董事会。陈寅格，傅斯年，金岳霖等组成了最豪华的老师阵容，二这个学校也诞生了许多让世界瞩目的人才：汪曾祺、李政道、杨振宁等。但是，这所学校却只有茅草盖顶的校舍和寄人篱下的悲情。
这本书有很多让人动情的故事：蒋介石在庐山开会，日军空袭炸楼，两名保安当场死亡，他沉着冷静，不为所动，在风雨飘摇的小楼中开会，张自忠无力回天。中方为了抢夺张自忠的遗体，牺牲两百多名士兵为代价，抢回了将军遗体，陈寅格在香港面对日军百般讨好。宁可饿死，不食周栗。让我知道了什么是骨气。
《南渡》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南开清华学生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独自办学的岁月，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雄。
中国人素来注重家风，注重家族的传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的好，整个社会风气才有好的基础，也只有每一个家庭的家风好，千万个家庭才能成为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在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文中有一句经典台词，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生远。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子女的教育一直是重视。尽管对于传统家庭教育的方式，现在有很多批判的说法，但是对于子女的成人、成才的重视程度自古至今始终如一。
《南渡北归》浩浩荡荡地书写了一大批中国旧时代的文人大家的经历轶事，可歌可叹，这些风流人物自然是一位位大师，随着那个时代远去，他们已经在史界、文学界留名，对于他们的是非功过自不是我辈所能评说的，在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普通的读者，不妨就从一个教育者（家长）的角度去读去体会这本书，这样话，偌大的一本书，我找到了一个思考点来梳理自己的感受。既从家庭教育，家风传承方面入手。在作者洋洋洒洒的文字中，有不少篇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辉煌的家族-----梁启超的家族。梁启超的子女后代可谓是人才辈出。大女梁思顺是文史学家，次女梁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长子梁思成是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三子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后担任炮兵校官，早逝，四子梁思达经济学研究者，五子梁思永著名的火箭控制学家。这一长串的名字可见梁氏家族所不同凡响的家族影响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尽管梁氏子女在发展上有梁思超作为文坛大咖显赫地位有关，但除此之外，梁启超在对于孩子教育的用心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岳南的广泛罗列资料的《南渡北归》中可以读出一些事例。在梁启超为孩子梁思成和梁思永选择将来所学专业的时候，作为父亲的他进行了精心策划与安排，面对外国强而中国弱的现状，抱着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目的，为梁思成和梁思永选择了建筑和考古专业。“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梁启超从国家的高度，为国家的前途命运、为国家的学术发展考虑。可见梁启超眼界不同，站的高度也就不一般。
另外他让思成和思永走同一条路（建筑和考古），提出了将来可以互得观摹之意，真是最好没有了。可见梁启超作为家长也并未只是为孩子指了一条路就算完了，而是考虑到自家孩子之间将来的相互照应，相互帮助，毕竟古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此方面考虑也不谓不周全。在两个孩子在国外学习期间，梁启超也不断的为他们去留心观察找寻锻炼的机会。他打算让梁思永“丰富古文化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洲深造几年，那时再回国于田野考古这门学科一世身手。”作为一名家长，尽管我们反对说包办孩子的未来路途，但是我们又不能放弃做家长的责任，因为一个家族的发展，一代人是站在另一代人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作为我们承载着的后辈的家长来说，应该尽自己能力为孩子们去找寻发展的机会，提供锻炼的机会，这一点梁启超可谓是表率。
而一旦选定了目标，我们就要为孩子的发展不断加油鼓劲，为他们指点迷津，做好引路人。文中提到，在1927年梁思成曾向父亲梁启超写信询问，“自己与弟弟所学的专业与国家民族进步到底有没有用？”梁启超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有语，“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思成所当自策厉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作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
“知子莫若父”，梁启超正是熟知儿子的脾气秉性，才为他们选择这样的未来。但是教育孩子成长的历程中，一代大儒也无不在渗透着梁家拳拳爱国之心。为振兴祖国落后的科学，并在这门科学上为祖国争得世界性名誉和地位。受此影响，梁氏兄弟一生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奋斗。他们在自己的专业所能之处，为国家及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应了那句“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
说了梁家，再说说曾家。曾家，我们会不约而同的想到曾国藩。的确《曾国藩家书》太出名了，曾家的名望在曾国藩时代算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曾国藩讲求耕读持家，并以此作为家训提出了“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曾国藩也在书中记录到，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报愧犹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也。曾国藩一生崇尚功名，更重视修身齐家之道。常说科名有无迟早，总有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修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吃千般苦读万卷书，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这类家训名言比比皆是。
在这种家风的一代代传承下，曾家的发展可谓蒸蒸日上。在本书中提到了曾昭抡和曾召燏两位。算得上是曾国藩后代中代表。前者是中国化学学科和高等教育的奠基人，后者考古学界的翘楚，南京博物馆馆长。他们的成长历程得我们去思考，两位人物的杰出成就除了自身努力学习外，还有一点不得不单挑出来说一说。他们的成长离不开当时曾家里的一位大家长即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的夫人郭筠，也就是二位的奶奶，这老太太是一位不简单的家长，虽是女子身份，在嫁入曾家后更是读书不辍，郭曾坦言，自己的大部头的书都是在曾文正公指导下完成的，因为郭的努力，自己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曾国藩对儿媳的培养同样在曾家后辈的身上得到了印证，郭筠在曾家家风的传承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提出了家训六条：儿孙要谋求自强自立，不要求女子缠足，不赞成八股，不愿孙辈去考秀才，却学习英文接受新式教育。这些教育理念上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地开明。何况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的名门望族呢？
还有一点要紧地，就是郭大家长提出每房的长孙不论孙男孙女，她都要带到身边，以便接受教育。书中提到一件事很有意思，“在1920年，曾昭抡与其兄曾昭承同时考上了庚款留学生，即将赴美国读书时，家族姑母大表反对，对陈母说：“他们将来在番邦招了驸马，你怎么办”。曾母表示招驸马事小，留洋事大，坚决让儿子放洋。”郭的境界又见一斑。
古人一直有“闺闱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与“妻贤夫祸少，妻贪夫招罪”等之说。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也说过：“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手中。”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断言：“如果你在家教育儿子，就是在教育公民了，如果你在家培养女儿，那就是在培养整个民族。”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对于母亲的重视也尤为重视，“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在曾氏家族的家庭教育中，郭筠把母亲的作用、祖母的作用诠释的淋漓尽致。
当然书中的两个家族只是中华民族百家姓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是从这两个分支的昌盛来看，我们作为各自家族中的'一份子，有必要汲取优秀的教育经验，为子孙的兴旺做出该有的贡献。再往长远一些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国是千万家，每个人都有让自己家族昌盛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千千万万的家兴旺起来，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起来。
通常说起历史，人们多会想起一些著名的战役，想到的是战士们的英勇献身，但是这部《南渡北归》却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读历史。大家都知道鲁迅弃医从文，用思想来影响国人，但其实，大师们所做的还远不止这些。
书中记载了这么一段历史：1930年9月，梁思永等人到东北进行考古调查，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也才有了两年后有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书中第一条便是“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以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由此事实依据驳斥了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理论，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一棒，为中国人大出了一口志气。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梁启超坚持鼓励自己的儿子学习考古，尽力发展国内的考古业的原因了吧。文人们有自己捍卫国家尊严的方式，相比上战场冲锋陷阵，文人们所做的更多是幕后的事，而这些，又如蔺相如和廉颇文武共行般是不可或缺且相辅相承的。
这本书，带给我更多感动的则是那一代大师们在战乱中奋力保护祖国文化，传承祖国文化的那种坚持，数年颠沛流离，数次哀叹山河破碎，可也许是时代造英雄，这一代文人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依旧保留了进行学术探究的严谨态度，也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一本本著作，和那些一点一点被抢救回来的文化。
而对这一历史温情感受最深的60后作家岳南也传承了这种精神，这本《南渡北归》他写了八年，数次进行实地考察，就如他在采访中所说：“我看到他们当年用什么锅，睡的什么床，描写的时候就更加真实。”而大家也会发现，书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有详细的解释并附上了具体的资料来源。
最后说一说这本书的封面一行大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我想这也许是欠妥的，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人才，现在也有着很多为发展而努力奋斗，作出大贡献的青年人。但这句话也应该作为对后世的一个警示，在争着评教授职称，为金钱所迷惑双眼的现在，更应该有些人能够一心扑进科学，把全部生命奉献给自己所从事的学科。
推荐这本书，就如作者岳南所说的这样，希望你们能在这套书中读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种，历经苦难而不悔的那种，生活的勇气和精神得到张扬的那种”历史温情。
中国人素来注重家风，注重家族的传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的好，整个社会风气才有好的基础，也只有每一个家庭的家风好，千万个家庭才能成为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在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文中有一句经典台词，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生远。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子女的教育一直是重视。尽管对于传统家庭教育的方式，现在有很多批判的说法，但是对于子女的成人、成才的重视程度自古至今始终如一。
《南渡北归》浩浩荡荡地书写了一大批中国旧时代的文人大家的经历轶事，可歌可叹，这些风流人物自然是一位位大师，随着那个时代远去，他们已经在史界、文学界留名，对于他们的是非功过自不是我辈所能评说的，在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普通的读者，不妨就从一个教育者（家长）的角度去读去体会这本书，这样话，偌大的一本书，我找到了一个思考点来梳理自己的感受。既从家庭教育，家风传承方面入手。在作者洋洋洒洒的文字中，有不少篇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辉煌的家族—————梁启超的家族。梁启超的子女后代可谓是人才辈出。大女梁思顺是文史学家，次女梁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长子梁思成是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三子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后担任炮兵校官，早逝，四子梁思达经济学研究者，五子梁思永著名的火箭控制学家。这一长串的名字可见梁氏家族所不同凡响的家族影响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尽管梁氏子女在发展上有梁思超作为文坛大咖显赫地位有关，但除此之外，梁启超在对于孩子教育的用心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岳南的广泛罗列资料的《南渡北归》中可以读出一些事例。在梁启超为孩子梁思成和梁思永选择将来所学专业的时候，作为父亲的他进行了精心策划与安排，面对外国强而中国弱的现状，抱着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目的，为梁思成和梁思永选择了建筑和考古专业。“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梁启超从国家的高度，为国家的前途命运、为国家的学术发展考虑。可见梁启超眼界不同，站的高度也就不一般。
另外他让思成和思永走同一条路（建筑和考古），提出了将来可以互得观摹之意，真是最好没有了。可见梁启超作为家长也并未只是为孩子指了一条路就算完了，而是考虑到自家孩子之间将来的相互照应，相互帮助，毕竟古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此方面考虑也不谓不周全。在两个孩子在国外学习期间，梁启超也不断的为他们去留心观察找寻锻炼的机会。他打算让梁思永“丰富古文化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洲深造几年，那时再回国于田野考古这门学科一世身手。”作为一名家长，尽管我们反对说包办孩子的未来路途，但是我们又不能放弃做家长的责任，因为一个家族的发展，一代人是站在另一代人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作为我们承载着的后辈的家长来说，应该尽自己能力为孩子们去找寻发展的机会，提供锻炼的机会，这一点梁启超可谓是表率。
而一旦选定了目标，我们就要为孩子的发展不断加油鼓劲，为他们指点迷津，做好引路人。文中提到，在1927年梁思成曾向父亲梁启超写信询问，“自己与弟弟所学的专业与国家民族进步到底有没有用？”梁启超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有语，“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思成所当自策厉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作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
“知子莫若父”，梁启超正是熟知儿子的脾气秉性，才为他们选择这样的未来。但是教育孩子成长的历程中，一代大儒也无不在渗透着梁家拳拳爱国之心。为振兴祖国落后的科学，并在这门科学上为祖国争得世界性名誉和地位。受此影响，梁氏兄弟一生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奋斗。他们在自己的专业所能之处，为国家及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应了那句“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
说了梁家，再说说曾家。曾家，我们会不约而同的`想到曾国藩。的确《曾国藩家书》太出名了，曾家的名望在曾国藩时代算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曾国藩讲求耕读持家，并以此作为家训提出了“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曾国藩也在书中记录到，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报愧犹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也。曾国藩一生崇尚功名，更重视修身齐家之道。常说科名有无迟早，总有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修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吃千般苦读万卷书，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这类家训名言比比皆是。
在这种家风的一代代传承下，曾家的发展可谓蒸蒸日上。在本书中提到了曾昭抡和曾召燏两位。算得上是曾国藩后代中代表。前者是中国化学学科和高等教育的奠基人，后者考古学界的翘楚，南京博物馆馆长。他们的成长历程得我们去思考，两位人物的杰出成就除了自身努力学习外，还有一点不得不单挑出来说一说。他们的成长离不开当时曾家里的一位大家长即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的夫人郭筠，也就是二位的奶奶，这老太太是一位不简单的家长，虽是女子身份，在嫁入曾家后更是读书不辍，郭曾坦言，自己的大部头的书都是在曾文正公指导下完成的，因为郭的努力，自己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曾国藩对儿媳的培养同样在曾家后辈的身上得到了印证，郭筠在曾家家风的传承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提出了家训六条：儿孙要谋求自强自立，不要求女子缠足，不赞成八股，不愿孙辈去考秀才，却学习英文接受新式教育。这些教育理念上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地开明。何况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的名门望族呢？
还有一点要紧地，就是郭大家长提出每房的长孙不论孙男孙女，她都要带到身边，以便接受教育。书中提到一件事很有意思，“在1920年，曾昭抡与其兄曾昭承同时考上了庚款留学生，即将赴美国读书时，家族姑母大表反对，对陈母说：“他们将来在番邦招了驸马，你怎么办”。曾母表示招驸马事小，留洋事大，坚决让儿子放洋。”郭的境界又见一斑。
古人一直有“闺闱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与“妻贤夫祸少，妻贪夫招罪”等之说。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也说过：“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手中。”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断言：“如果你在家教育儿子，就是在教育公民了，如果你在家培养女儿，那就是在培养整个民族。”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对于母亲的重视也尤为重视，“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在曾氏家族的家庭教育中，郭筠把母亲的作用、祖母的作用诠释的淋漓尽致。
当然书中的两个家族只是中华民族百家姓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是从这两个分支的昌盛来看，我们作为各自家族中的一份子，有必要汲取优秀的教育经验，为子孙的兴旺做出该有的贡献。再往长远一些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国是千万家，每个人都有让自己家族昌盛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千千万万的家兴旺起来，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起来。
这本书确实看的我有点头痛。睡觉前拿起来翻一下，慢慢的看，有时觉得很精彩有时觉得很无聊。估计作者得桐城派的真传，以考据为乐，引经据典，参考资料浩如烟海。这虽然不失为治学严谨，但是对于一个看热闹的门外汉来说则太过专业。
但是这本书，总体来说还是一本好书。在烽火连天的那个特殊年代，众多知识分子纷纷南迁。途中体现的赤子情怀和对钻研学问的热情，让我这个生于浮华的90后唏嘘不已。板凳坐得十年冷。耐得主寂寞还不够，他们还要拖着厚重的书箱躲避纷飞的流弹，在家人饿得头昏眼花时拒绝敌人的糖衣炮弹。虽然他们都是哈佛，耶鲁毕业的高材生，但是他们没有试图辗转他乡，以保一己之性命，而是选择回到在日本铁蹄蹂躏下的中国，与祖国共命运。
日本人说：“要想彻底征服中国，光是占领他们的领土，城市，财产是不够的。必须在精神上征服。”所以，日本人占领天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炸毁南开大学。随着日军南推，南开成为一片废墟，清华成为日本军营，众多高校被日本人占领。但是中国所谓“百无一处”的文人们却开始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迁徙，漫漫三千五百里，从北平长沙，从长沙到昆明，从昆明再到四川。一步一步，用脚来丈量中国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
为什么这个并不安逸也并不适合学习的时期出来那么多人才？或许也归功于走的这三千五百里路。通过这个方式，让学生们走出了象牙塔，真正深入了群众。在仰望星空的同时，学生们也学会了脚踏实地。这也许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吧？
西南联大，史上最辉煌的学校。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组成了校董事会。傅斯年，陈寅恪，金岳霖，李济等组成了史上最豪华的明星老师阵容，而这个学校，也诞生了一批让世界为之瞩目的人才：杨政宁，李政道，王曾祺但是，这所辉煌的学校却只有茅草盖顶的校舍和寄人篱下的悲情。反观今天中国高校，财大气粗，不是亚洲最大食堂就是亚洲最豪华校舍，但是，在如此优良的学习环境中，现在能被称为大师的又有几人？在学术方面有了几分造诣甘愿留在祖国的又有几人？清华北大沦为美国在中国的最大人才收割机，国内学术腐败丑闻不断，要我如何对中国的学术有信心？读了这本书，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大学之大，不在校舍之大，在于大师之大”了。
这本书有很多让我动容的小故事。
蒋介石在庐山开会，日军空袭炸楼，两名保安当场被炸死。蒋介石沉着冷静，不为所动，在风雨飘摇的小楼中继续开会。这让我了解了什么叫做“魄力”。
张自忠无力回天，自戕于日军前，日军敬重这位将军的人格，列队行军礼。中方为了抢回张自忠的遗体，派出一个师的军力强攻，以牺牲两百士兵的代价，抢回了将军遗体。看完，我热泪盈眶。这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军魂”。
陈寅恪在香港面对日军的讨好，“宁可饿死，不食周栗”。这让我知道了什么是“骨气” 。
金岳霖潜心学问，对空袭警报置若罔闻。日军来袭，把它的楼都炸了，但是金完全没被外界影响，还是在一片废墟中读书写作，空袭过后，看着一片残骸，金才后怕不已。这让我知道了什么是“专注”。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有的让人快乐，有的让人心酸，有的让人苦涩，有的让人愤怒，但更多的是，对于那个逝去年代和大师们的深深敬意。
《南渡北归》是一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我已经读过有几个月了，这三本书很长，足有170万字，能让我一气读完，足见它的魅力。看的过程中和看完之后，叩击心门的地方实在太多，书的内容也像是深入进了自己的灵魂，一幅幅、一幕幕，我就像是坐在了电影院宽银幕的前面，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的炮火炸毁了家园，大师们在敌人的炮火下，跳生、喘息、争斗、坚忍、奋进。
一直想写一篇读后感，几次都是开了个头没有写下去，也许是闷在肚子里的情绪太多，也许是好多事情没有想明白，就这样一直耽搁了下来。过去几个月了，遗忘了一些，也沉淀了一些，现在就想情之所至、行云流水般、不受章法格式约束的记载一番。
首先，印象最深的几个人。
第一当是傅斯年。山东聊城人，名门之后，参加过“五四运动”，后赴欧留学，归国后一直是中国文人的领袖。在动乱年代，他挽救了大批的中国文人，也挽救了大批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殷墟甲骨文化。他，性情豪爽、明辨事非，有大智慧、大气概，绝不迂腐，说话办事大有气吞山河之势，胡迁评之“人间最稀有的天才”，当是有感而发。抗战期间，他力主史语所南迁四川李庄镇，保住了史语所的有生力量；先后弹劾孔祥熙、宋子文，以国民参政议员身份赶走两位行政院长；对汉奸周作人深恶痛绝，坚决要求法办。这些都足见一名文人领袖的社会良知和正义秉性。他，对友真诚，想方设法保障文化同仁的生活，接济当时生活窘迫的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向上级争取资金为陈寅恪治疗眼病，而自己就在辗转宝岛，去逝的前一夜，还在赶写稿子，想挣点稿费换身西装，看到他终其所言“归骨于田横之岛”时，怎能不令人扼腕长叹、唏嘘不已。山东有这一豪杰，当是山东人之骄傲，傅斯年者，当是山东人之最优秀的代表。
第二个当是陈寅恪。他一出场就仿佛是不食人间烟火，占据了中国文化的最高端，他对中国历史熟稔、诗词精通，曾求学于美、德，精通八国语言，可谓中西贯通，在当时的确是“塔尖”式的人物，以至年少成名，虽并没有学历，仍被清华聘为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时年36岁。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亦是名门之后、家学渊源。但是，时事变迁、好景不长，自从卢沟桥事变之后，他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一生，虽笔耕不绰，但终究是一悲剧式的人物。他又是中国文人的典型代表，有救国使命，有文人志气，有隐士情怀，好在盛名之下，几次危机都得以险过。
第三个是郭沫若。对他不是敬佩，而是思考，一文人政客，有功绩、有投机，我们熟悉的人物，也有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郭沫若年青时就热衷政治，南昌起义失败后，避难日本，期间曾向史语所借甲骨以作研究，傅斯年出于对流亡文人的鼓励，慷慨借于了他，但同时声明这些甲骨还未作研究，不可以此发表文章，可不久郭就发表了研究甲骨文的著述，大量引用了史语所的甲骨素材，令傅斯年震怒，以至有了“井蝇”情节，从此甲骨概不外借。虽然，郭在甲骨文方面的研究不全仗于此，其成果也被世人认可，后称“甲骨四堂”（郭沫若字鼎堂）之一，但这段历史当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网络也有其生活作风方面的文章，后人对其自是褒贬不一。
第四个当是林徽因。年轻时的林徽因，可谓风华绝代、朝气蓬勃，与梁思成结婚后，“太太的客厅”一度吸呐了众多文人骚客，大家在一起品酒饮茶、共论时事、畅叙友情，真是人间一乐事。林徽因无疑是充满魅力的，众所周知的徐志摩对他的疯狂追求和金岳霖对他的一生痴情，仍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特别是金岳霖为其痴守一生，那时在李庄镇逃避飞机轰炸时，随身箱子里装的都是金、林之间的书信。林曾向梁坦言，自己同时喜欢上了另一个男人，梁辗转一宿，决定让林于金，奈何金感佩于梁的品格，没有答应。但是，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后来梁、林故去，其子梁从诫为金养老送终。我常想，这些事、这些感情是怎样一回事，它甚至有悖于常理下的爱情和亲情，但是他为什么又让我们感动和回味，我想那肯定就是人性的光辉或者善良人性的本质。
另外，印象深刻的人物还有好多，比如胡适、王国维、沈性仁、闻一多、刘文典、熊大缜，等等。这还要感谢作者岳南，把那段历史作了恰当的还原，把一个个人物描写的那么接近于他们本身。
其次，有哪些感动的故事。
说故事还要从人物说起，著名诗人穆旦原名查良铮，与金庸是叔倍兄弟，金庸把查良镛的镛字拆开做笔名，而穆旦则把姓拆开，把“木”字改为“穆”字，取名穆旦。这期间，他与妻子同时下放河北改造，两个村庄相距十几里路，但彼此不通消息，非常挂念。有一次一个风雪的日子，五十几岁的穆旦借机向妻子的村庄跑去，跑了两个多小时，终于与分别多时的妻子见了一面。看着受尽折磨的妻子，穆旦眼含热泪对妻子说“是我害了你”，妻子说，“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穆旦给妻子放下一小包花生米和几粒糖果后，就一路小跑往回赶。但当时的穆旦就是怀着决绝的'心境去的，就算一死也值了。几年后穆旦病逝，他死前在一首诗《冥想》中这样写到：“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这一幕、这句话一直索绕在我的心头，我能感受大师当时的无耐与奋争。
还有些故事，比如胡适临危受命赴美担任大使，几经纵横捭阖，有力地促成了美国的参战，为中国抗战争取到了贷款，后却被宋子文排挤，到处游荡讲学时的凄凉与坚持；刘文典见夫妻打架，被丈夫质问“你管不着”时，一句“蒙自这地方还有我管不着的事”，狠抽对方几个响亮耳光，把对方吓傻的文人骨气与幽默，等等。这些事情之所以让自己感动，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真性情，对方表现出的喜怒哀乐由感而发、尽情表达，没有掩饰、没有造作，可拍按而起，可以身赴命，这是做人的大气。二是为国为民，他们为国家命运而争，为他人不幸而呼，若再受到委屈与不公时，我们自然就会为其抱不平。相反，有些人，假借盛名，拉大旗、唱大戏、戴高帽，虚张声势，是纯政客，是投机者，他们的所作作为是无论如何也感动不了自己的。
最后，有哪些感想。
一是时事造英雄。蒲家庄聊斋园有这样一幅对联“一世无缘附骥尾；三生有幸落孙山”，说的是蒲松龄屡试不中，成就千古名篇《聊斋志异》的故事。同样道理，为什么在抗战前后，中国出现了那么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为什么那么集中？我想关键是当时的环境激发了他们、挖掘了他们，他们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自觉担当起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不进则退、不生则死，没有选择，只有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那一刻被唤醒，中国人的力量在那一刻被凝聚。
二是文化是有传承的。刚才说的是天时，下面说的是地利和人和。纵观一批大师，大多是名门之后，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然后出国，后回归报效国家。并且他们许多人之间都有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这种现象在当时贫困落后的中国是有普遍性的。有人说“三代出贵族”，也有人说“富不过三代”，凡事都有两面性，但是无可辩驳的是没有一定程度的积累，大师是很难形成的。正如昨天和儿子看《迪咖奥特曼》时，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努力活完短短的一生，把成果留给后人继承，人类就是如此反复、慢慢成长”。
三是日美之间的差别。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可要用在侵略上可就相反了。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后其他各国也相继效仿。中国一代大师好多就是用这笔钱完成出国深造的，那时一艘邮轮上不知站着多少将来的大师。当时，日本也迫于无耐签属归还条约，但包藏祸心，实际1925年至1937年中国仍支付日本赔款4573亿日元，日本当然用这笔钱来发展军事，后来侵略中国。在这里，我要声明，我不是说要感谢美国，本来就是侵略所得，当然它们也有战略考虑。但是，如果没有美国带头，放弃庚子赔款支持中国教育，中国不可能有那一代的大师群体，这是不争的事实。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当之无愧的自由，在这个时代，有闻一多的舍生取义，有鲁迅的正义直言，有朱自清的极度矛盾中隐忍的忧伤，还有胡适精辟的文字和清冷的态度……这一切都是不同侧面的自由。还有最让我感动的是熊大缜！他太伟大啦！
我们看到近几年，国军正面抗日的事迹正逐步搬上荧屏，许许多多的抗日英雄被我们重新认识，他们是民族的英雄，理应得到后人的敬仰。可还有一批人，他们是民族的灵魂，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好多还不被我们所熟知。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但不会被我们遗忘，而是越发显露出他们的光茫，他们的精神会透过乌云、穿越历史，照耀今天、启迪未来。
《南渡北归》一共三部《南渡》、《北归》、《伤别离》，将近60万字，假期只是草草浏览了一遍，却着实遇到了诸多困难，知识盲区太多，导致阅读时障碍重重。读书少了，真的连书都读不懂了。
本书主要讲了民国时期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到后来的抗日胜利，一群大学教授和学生们拼死保护文物南下到后来北上的故事。将这些大师们戏剧性的经历展现于眼前，陪着他们一起经历了这漫长而又短暂的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人们铭记的更多是冲锋陷阵的大英雄们，然而还有一部分人，他们用别样的方式在同敌人抗争着，在用生命维护着国家的文化和尊严，他们同样是时代的英雄，他们就是岳南笔下的大师们。
北平沦陷，日军进城，在这局势异常严峻之际，郑天挺——北大秘书长兼历史系教授，大家都忙着逃离这危城，他，仍然每天到校办公，解决职工教授生活、安全、校产保护等问题，甚至自掏腰包，向经济困难的滞校生发款，想法设法帮助他们离开。
炮火连天，人心惶恐，郑天挺一直坚守到最后一批离开沦陷的北平，危难面前，民族大义，人格尊卑，诠释的漓淋尽致。
在内外交困，险象环生的大混乱大动荡时，众人忙着逃离的北平城清华大学教授赵忠尧却偷偷潜回来，冒着生命危险，一路狂奔驶入清华园，取出那50毫克极其珍贵的放射性镭。之后昼夜前行，风餐露宿，用一个咸菜罐子让那珍贵的“物资”脱离了日本人的魔爪。
枪林弹雨又如何，只要祖国有需要，一样舍身逆行。
1926年初，梁启超身染重疾，此时西医才刚刚进入中国，笃信科学的他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坚持去最好的西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进行治疗，力排众议后却没能像电视剧中一样出现剧情反转，在手术中，因为医生失误将其好的肾割除而留下坏的。若无这次失误，也许这时代的巨星也不会那么快陨落。得知真相的梁任公不仅没追究医院责任，反而发声力挺西医。
在他看来，西医就是科学的代表，维护西医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
他默默忍受着内心的煎熬与痛苦，甚至用生命为代价来维护他笃信的科学。
国家的灾难兴亡，民族的悲壮兴衰，除了他们，还有吴宓、李济、傅斯年、梁思成、陈寅恪、罗家伦等等数不尽的大师们，在这悲壮的历史长河中用生命在起舞。
什么是民族气节？什么是家国情怀？什么是中国风骨？这些大师们给的就是答案。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确实，他们的信仰、追求，他们的气节、风骨是难以超越的！（玲子）
南渡北归读后感
《南渡北归》讲了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和学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图书，文物转移到西南地区，抗战胜利后再北上的故事，全册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书中，一个个坚韧绚烂的生命，在历史的丰碑上，刻下记忆。
全书开始于沦陷后的北平，屈辱与尊严，征服与抗争。每一个人，都是毫无杜撰有血有肉的人。这批人，他们护送中国文物和大学图书在烽火下南渡。在军阀混战，中日战争的硝烟中描绘出中国最初的考古，建筑轮廓。也在山区的艰难环境下完成生物科学实验。本该在优越实验室中完成的任务，他们在颠沛流离中仍不放弃。他们，让“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在这古老的大地上生根萌芽。
正因为有这批坚守信念的大师们，当我们再去凝视这段沉浸在深渊的历史时，才会看到屈辱不堪之外的风骨凛然，这是中国式的风骨，是对家国情怀的深刻诠释。
在逃亡路上，为了不丢弃人才培养，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在艰难的日子里讲课声常伴随敌机的轰炸，师生们却把躲防空洞的事儿风趣地写成对联“人生几何，恋爱三角。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晚上停电时，刘文典就一袭长衫，对月讲《月赋》。但却这么艰难的日子里，它为祖国培养了多少人才。
解放战争时，梁思成焦灼地在楼上转圈，一看到有飞机在北平上空飞旋，就喃喃道：“完了完了，这些古建筑要全完了。”罗哲文回忆，梁思成在二战末期经常抱着日本地图标注古建筑所在，并把地图交给美军请求他们不要轰炸这些人类共同的遗产。日本知晓后极为感激——梁思成此时却早已死去多年。
看过一张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照片——他们坐在檐上，并肩笑望镜头，林穿着合体的旗袍，脚下踩着一双平底布鞋，他们正进行维修测量工作。那时候，所有的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欣然。看照片的人关心的不会是林徽因的脸蛋长得美不美，也不会是照片拍的模糊而没有色彩。它展现的是中国大师们的坚定信念，在一个古国的土地上，用生命的时间抢记建筑的记印。
书本仍在读，它在慢慢展现更完整更浩瀚的中国，我想，这就是梁思成和《南渡北归》的意义吧。（黄湘闽）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日南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如是写道。《南渡北归》便记载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从敌占区流向西南的故事。所谓“南渡”，实际上便是逃亡。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后又迁至李庄，随同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组织。
多次浩浩荡荡的逃亡与南迁，本就是无可奈何之举，也曾遭到学生的质疑与反对，有人甚至想上前线为国捐躯而非怯懦地一逃再逃。然而，历史的长河证明，这逃亡，正是促使中华民族复兴的智慧之举。这引发了我对于“逃亡”的`思考。
逃亡，自古以来便象征着狼狈与落魄，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旧唐书》中也道：“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保全自己的逃亡之人为众人所唾弃，然而，《南渡北归》中所述的逃亡却并非代表贪生怕死，更非暗示着穷酸书生的软弱无能，反而是一种忍辱负重式的以退为进。悲痛的知识分子面对敌寇狷獗肆虐的局面，没法身体力行地给予敌人有力回击，只有发出“衰泪已因家园尽，人亡学废更如何”的悲叹，然而抹去泪痕，理性而冷静地分析着自己可以提供给国家的最大帮助，发现自己的使命，即是为了民族复兴，防止“人亡学废”的局面发生，将国家的学术水平提高，将民族的精神发扬光大。为了正义而逃亡，必然是悲壮却又智慧的选择。
的确，姑且不论所有北方知识分子，只举蔡元培先生一人的例子，便足以证明这一观点。蔡元培先生被公认为北大最伟大的校长，朴素谦抑的他，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出任北大校长之职时，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用“知识革命”革去原京师大学堂里传统保守的迂腐气，使北大逐渐成为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好景不长，如《五月四日那天早上》中记载的那样，冲动的学生未听从他“以学术救国”的劝导，一腔热血地发动学潮，致使多名学生被逮捕，北洋政府甚至将大炮对准了北大。顶着重重压力韵蔡元培，已成了北洋政府欲秘密惩办的目标，他却不顾自己已沦为众矢之的的身份，出面请政府释放被捕学生。随即，为避其锋与消除北洋政府的怨气，他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乔装打扮后悄然离京，远走他乡。他的逃亡，绝不是畏惧的表现，反而是一个强者面对如何同时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难题时的最佳抉择。
房龙的《伟大的逃亡》记载了瑞典人民在瓦萨王朝的建立者——古斯塔夫·瓦萨的带领下，建立起独立国家的历史过程。与《南渡北归》相似之处便是，瑞典人民不愿沦为臣虏的争取独立的顽强精神决定了“逃亡”之前可以加上“伟大”这一形容词。纵然知识分子流离失所，甚至与挚爱的亲人失散，但外表狼狈悲痛的他们，举手投足间仍是一种倔强不屈的高贵气质，一种中华儿女必胜的信念，而非苟且偷安的提心吊胆，这正决定了此次大逃亡的正义性。
其实，这次南渡的成功不仅在于知识分子是为民族大业而逃亡，而且在于它还是一次为时多年的旅行。
《难以企及的人物》的作者蔡天新先生曾在接受采访时如此给旅行者下定义：“一个旅行者除了通常的游览观光和增长见识以外，还带有另外的目的，或者说怀有某种特殊的使命。虽然每个人本质上都带有浪漫的情怀，但一个旅行者通常更愿意细细品味旅途中的每个细节，而一个旅游者则希望一切都安排停当。”显然，南渡的师生们不是旅游者，但却是不折不扣的旅行者，其使命便是为中华民族复兴之大业保存知识界的精英力量，边行边学，推进学术研究及教育事业的进步。
正因如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时，“湘黔滇旅行团”诞生了。1938年2月20日，旅行团大队人马离开长沙，一路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受到了沿途百姓的热烈欢迎与关照。岳南先鬻生如此评价这次旅行的意义：“68天的长途跋涉，旅行团师生们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进入了书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干世界。一路上，师生们拜访苗寨，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切身感受到国家经济的落后与百姓生活的艰辛。”黔西岩溶地貌，云贵民间歌谣，甚至是鸦片的种植背景和危害，这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却让走近群众的师生们因祸得福，踏上了另一片自己不曾熟悉的土地，让南方的楚汉浪漫主义文化渗透于自己满是北方的理性主义的肺腑之中。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说“逃亡”所带给我的启发仅限于以退为进的谋略与忍辱负重的毅力，那么，相比之下，“旅行”的现实意义更为深刻。《天堂电影院》里，Alfredo说，年轻人要出去走走，不然他会以为，他眼前所看到的，就是全世界。旅行旅行，之所以有一个“行”字，我认为是代表了自己的“修行”，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边行边学，边行边成长。有句话说得好：双脚放在地狱，眼睛搁在天堂。我觉得这便是对有意义的旅行的最佳诠释。有意义的旅行，因为不是一味享受放松，而是需要全身心投入与体验，不断地吸收与借鉴，所以必定是艰苦的，但真正的旅行者正是透过这苦，觅到了收获的甘甜。也许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彻底丢开身上的迂腐气和“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嘲谑，深入实际，深入人民，深入社会，让自己的学问为老百姓所受益，也才能真正了解到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民族精神，从而造福于社会。
南渡，实乃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一次逃亡旅行，却为中华三千多年的历史留下了最后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中国人素来注重家风，注重家族的传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的好，整个社会风气才有好的基础，也只有每一个家庭的家风好，千万个家庭才能成为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在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文中有一句经典台词，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生远。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子女的教育一直是重视。尽管对于传统家庭教育的方式，现在有很多批判的说法，但是对于子女的成人、成才的重视程度自古至今始终如一。
《南渡北归》浩浩荡荡地书写了一大批中国旧时代的文人大家的经历轶事，可歌可叹，这些风流人物自然是一位位大师，随着那个时代远去，他们已经在史界、文学界留名，对于他们的是非功过自不是我辈所能评说的，在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普通的读者，不妨就从一个教育者（家长）的角度去读去体会这本书，这样话，偌大的一本书，我找到了一个思考点来梳理自己的感受。既从家庭教育，家风传承方面入手。在作者洋洋洒洒的文字中，有不少篇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辉煌的家族-----梁启超的家族。梁启超的子女后代可谓是人才辈出。大女梁思顺是文史学家，次女梁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长子梁思成是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三子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后担任炮兵校官，早逝，四子梁思达经济学研究者，五子梁思永著名的火箭控制学家。这一长串的名字可见梁氏家族所不同凡响的家族影响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尽管梁氏子女在发展上有梁思超作为文坛大咖显赫地位有关，但除此之外，梁启超在对于孩子教育的用心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岳南的广泛罗列资料的《南渡北归》中可以读出一些事例。在梁启超为孩子梁思成和梁思永选择将来所学专业的时候，作为父亲的他进行了精心策划与安排，面对外国强而中国弱的现状，抱着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目的，为梁思成和梁思永选择了建筑和考古专业。“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梁启超从国家的高度，为国家的前途命运、为国家的学术发展考虑。可见梁启超眼界不同，站的高度也就不一般。
另外他让思成和思永走同一条路（建筑和考古），提出了将来可以互得观摹之意，真是最好没有了。可见梁启超作为家长也并未只是为孩子指了一条路就算完了，而是考虑到自家孩子之间将来的相互照应，相互帮助，毕竟古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此方面考虑也不谓不周全。在两个孩子在国外学习期间，梁启超也不断的为他们去留心观察找寻锻炼的机会。他打算让梁思永“丰富古文化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洲深造几年，那时再回国于田野考古这门学科一世身手。”作为一名家长，尽管我们反对说包办孩子的未来路途，但是我们又不能放弃做家长的责任，因为一个家族的发展，一代人是站在另一代人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作为我们承载着的后辈的家长来说，应该尽自己能力为孩子们去找寻发展的机会，提供锻炼的机会，这一点梁启超可谓是表率。
而一旦选定了目标，我们就要为孩子的发展不断加油鼓劲，为他们指点迷津，做好引路人。文中提到，在1927年梁思成曾向父亲梁启超写信询问，“自己与弟弟所学的专业与国家民族进步到底有没有用？”梁启超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有语，“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思成所当自策厉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作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
“知子莫若父”，梁启超正是熟知儿子的脾气秉性，才为他们选择这样的未来。但是教育孩子成长的历程中，一代大儒也无不在渗透着梁家拳拳爱国之心。为振兴祖国落后的科学，并在这门科学上为祖国争得世界性名誉和地位。受此影响，梁氏兄弟一生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奋斗。他们在自己的专业所能之处，为国家及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应了那句“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
说了梁家，再说说曾家。曾家，我们会不约而同的想到曾国藩。的确《曾国藩家书》太出名了，曾家的名望在曾国藩时代算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曾国藩讲求耕读持家，并以此作为家训提出了“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曾国藩也在书中记录到，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报愧犹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也。曾国藩一生崇尚功名，更重视修身齐家之道。常说科名有无迟早，总有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修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吃千般苦读万卷书，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这类家训名言比比皆是。
在这种家风的一代代传承下，曾家的发展可谓蒸蒸日上。在本书中提到了曾昭抡和曾召燏两位。算得上是曾国藩后代中代表。前者是中国化学学科和高等教育的奠基人，后者考古学界的翘楚，南京博物馆馆长。他们的成长历程得我们去思考，两位人物的杰出成就除了自身努力学习外，还有一点不得不单挑出来说一说。他们的成长离不开当时曾家里的一位大家长即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的夫人郭筠，也就是二位的奶奶，这老太太是一位不简单的家长，虽是女子身份，在嫁入曾家后更是读书不辍，郭曾坦言，自己的大部头的书都是在曾文正公指导下完成的，因为郭的努力，自己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曾国藩对儿媳的培养同样在曾家后辈的身上得到了印证，郭筠在曾家家风的传承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提出了家训六条：儿孙要谋求自强自立，不要求女子缠足，不赞成八股，不愿孙辈去考秀才，却学习英文接受新式教育。这些教育理念上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地开明。何况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的名门望族呢？
还有一点要紧地，就是郭大家长提出每房的长孙不论孙男孙女，她都要带到身边，以便接受教育。书中提到一件事很有意思，“在1920年，曾昭抡与其兄曾昭承同时考上了庚款留学生，即将赴美国读书时，家族姑母大表反对，对陈母说：“他们将来在番邦招了驸马，你怎么办”。曾母表示招驸马事小，留洋事大，坚决让儿子放洋。”郭的境界又见一斑。
古人一直有“闺闱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与“妻贤夫祸少，妻贪夫招罪”等之说。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也说过：“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手中。”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断言：“如果你在家教育儿子，就是在教育公民了，如果你在家培养女儿，那就是在培养整个民族。”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对于母亲的重视也尤为重视，“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在曾氏家族的家庭教育中，郭筠把母亲的作用、祖母的作用诠释的淋漓尽致。
当然书中的两个家族只是中华民族百家姓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是从这两个分支的昌盛来看，我们作为各自家族中的一份子，有必要汲取优秀的教育经验，为子孙的兴旺做出该有的贡献。再往长远一些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国是千万家，每个人都有让自己家族昌盛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千千万万的家兴旺起来，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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